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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，一村民在整修院落时，发现了一块“翟泉寨 大清同治元年 嘉平月建＂的石刻，加上早前在村水泥制品厂发现的“翟泉庄创寨碑记”的石碑，这些遗迹都无声地还原着翟泉寨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故事。
清朝末年，由于清庭腐败，社会矛盾激化，时局动荡，治安混乱，民不聊生。翟泉庄创寨碑这样记载：村中大患，“大患者，捻匪横行，遁入华邑，焚房屋，掠金帛，杀父兄，俘子弟。见者惊慌，闻者畏避”。
为了保卫翟泉庄民身家性命，翟泉原始的三个自然村落，吕庄、袁庄和王庄，共同商议修筑翟泉寨，于清咸丰十一年，制定制度，按照房田量，人口多少分摊费用，以保障筑寨支用。并且依据各家情况，家境肥厚者多捐资助，以立功德，推举庄民王春魁为统领监生，以寨长吕囗囗、袁天奇和王学同三人为监生，成立了83人的董事会，其中有六品官吕法中，七品官吕圭璋。
展开剩余74%创寨，寨要建在哪里？寨址要首先确定。因为庄民房屋的周边都是私家土地环球策路，怎么占更合理？为了减少异议，董事会商议决定：用盲人骑马划线法确定。何谓盲人骑马划线法，就是在马尾上拴一灰袋，骑马人蒙上双眼，让马自然前行，灰带留下的灰线，就是建寨的寨基位置。
经过筹备，粮资到位，寨址确定，统领，监生，董事会建全。于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春动工。
接下来就是修筑寨墙，寨墙用夯土结构，沿寨基外缘向下向外取土，下挖深1至2丈，挖宽5至6丈，一层层垫起，采用夹扳夹牢，再用石夯夯实。
在建寨过程中，翟泉庄民有人出人，有粮捐粮，有钱出钱，有畜出畜。那个年代，既没有电，也没有机械。全靠镢头刨，铁锨挖，双肩挑，人工作业。全体庄民齐动员，男女老少齐上阵。一锨锨、一筐筐、一夯夯、一层层、一段段地把寨墙修了起来。为了寨内人看护寨子，应付敌匪的入侵，每隔60丈，建一寨垛，也就是寨墙向外突出的垛子。
就这样，翟泉的先人们不计往日恩怨，不计个人得失，齐心协力，倾其所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据村里的老人讲：为建寨，翟泉的先人们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。
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，于清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建成了高四丈，寨顶宽一丈，外寨壕深二丈，宽五至六丈，周长7.2里的翟泉寨。折合动用土方30多万立方米，寨内面积达1400多亩。并建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座砖圈寨门。“翟泉寨”的石刻，就是镶嵌在南寨门上的寨名石。为了防止寨内暴雨水患，建寨时在寨内沿主街道挖有：西长街东头，王家街西头，郭口街街口，关羽庙前，赵家门西头，五座大池塘，庄里人叫坡池。这五座坡池雨天蓄水，平时供人们洗衣、饮畜之用。
翟泉寨建成以后，对保宅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据创寨碑记载：“去年三月，捻匪逼临，蒙福者多。五月捻匪又至，蒙福者众。及八月恶徒遍野，贼寇满涂，竞至旬有数日，而居于寨中，逃于寨内者（指邻村人和亲戚），莫不蒙福。况今八月闻寇而来，避者又不少于乎，则此寨真福地也。趋吉避凶，洵属脱身安宅，转祸为福，不愧聚族之良区“。
此寨一直沿用80余年，期间各寨门每日有人值更，每至日落，更夫便关了寨门，上了门栓，待次日日出，开门供庄民下地耕田，如遇匪情紧急关门。
至今，翟泉村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民国期间，国民党军师长张进功带领二师匪兵从洛东十里铺向东，沿途烧杀掠抢，当匪兵临翟泉寨下，寨门紧闭，匪兵拉开架势，准备攻打。翟泉寨是夯土结构，可以防卸冷兵器，但不敌炮火攻击。村中有一义士时金榜，挺身而出，让寨民用绳索将其系到寨外，一步一叩首，之后，向匪师长求情，匪师长决定放弃攻打，才使翟泉寨免遭烧杀抢掠之苦。后来，全体寨民为时金榜立”急功好义”碑一通，以此感念他的义举。
1948年，洛阳地区解放，反匪反霸运动一扫社会邪恶势力，真正实现了社会平安，人民安定。至此，翟泉寨撤了更夫，寨门昼夜敞开，往昔的防御功能日渐式微。
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翟泉村人口不断增长，新建宅基者颇多，许多村民从寨墙上取土垫院子，不到十年功夫，寨墙被挖之一空，寨基后来也被审批为新户宅基，昔日高大的寨门从此成为历史的尘埃，不复存在。
跨越一个世纪的沧桑，从翟泉的先人们创寨到翟泉的后生们挖寨，小小的翟泉寨见证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和时代的不断进步。如今的翟泉绿树掩映，道路通达，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，那些遗落在历史深处的往事不时回响在人们的记忆中，激励着我们要砥砺前行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
编 辑丨刘改歌 审 核丨杨茹兰
监 制丨程宇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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